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宣传画） 李伟光 林伟光/作
23年前的2月19日，也即是1997年的春天，邓小平永远离开了我们。而今天，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如日中天，并迈进了新时代。
邓小平改变的不仅是众多国人的命运，还有中国的国运，进而让全人类重新审视世界的东方。
邓小平离开23年了，我们从未停止怀念。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务实，是邓小平的一贯风格。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对落后而又人口众多的中国国情有着极其清醒的认知。他认为，中国要想与西方世界“共舞”，惟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农村入手进行改革。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像我们这些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农村出生的人，对当时的民生时艰，有着切身的体会。由于受“极左”思想禁锢，长期实行“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和分配方式，广大农村已掉进了“温水煮青蛙”式的陷阱——社员出工不出力，物质极端匮乏，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凭票购物是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盲从闭塞和靠“证明”外出是生活的常态。
时代呼唤变革。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实行分田到户“大包干”。消息传到中央，有人强烈要求立即制止。邓小平没有表态，他主张实事求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察民情听民意解民困。在同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与时俱进地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
邓小平以一代伟人的勇气与担当，带头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揭开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序幕。很快，“大包干”迅速在广东、四川等地农村星火燎原般传开。到了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明确，农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其时，笔者正在念初中，放学回来还要参与干农活。虽然辛苦点，但可以放开手脚干，总比整天守着田地挨饿，有力无处出要踏实得多。我念高中的时候，农村出现了“万元户”现象，可别以现在人的眼光来看待当年的“万元户”，以那时的购买力，农村大概五百元人民币便可建一个廊仔（单厢房）。我班有一位大沟镇的同学，家里就是“万元户”。老师组织我们到她家里去参观，打量着她家的小楼房，还有家里摆着的自行车、钟表、缝纫机（即后来人们说的“旧三件”），大家甚是羡慕。穷怕了的农民，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激情，家里开始有了余粮，腰包也渐渐鼓起来。
接着，邓小平乘势而上办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一是将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镇自谋职业者定义为“个体户”，承认他们是“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劳动成果归劳动者个人占有和支配的人”。
二是把社队企业的范围拓宽，并改称为乡镇企业，规定乡镇企业即“社（乡）队（村）举办的企业，部分社员联营的企业，其他形式的工业和个体企业”，允许乡镇企业全面实行经营承包政策。自此，古老的神州大地春潮滚滚，创业就业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从公众的角度而言，邓小平掌舵的改革，给了国人历史上难得的自由度，保守僵化的社会管治出现了大尺度的松动，让无数向往美好生活的人们，有了明确的生活追求。我的好几位同学就是在这个时候到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城市去闯荡，他们凭着自己的辛勤努力，逐步积累了原始资本，发展成了民企“老板”。今天的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有完整的产业链，享受互联网数字化社会带来的便利，拥有任正非的“华为”、马化腾的“腾讯”等一大批饮誉海内外的民企，邓小平可谓功不可没。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重地，倾注了邓小平的大量心血。中央给了广东诸多鼓励和灵活政策，全国四个特区，广东就占了三个。中央还给广东派来了几位敢闯敢“冒”的干将，改革开放时期广东的省委书记，来头都不小，首先是当过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然后出阵的是有胆有识的任仲夷。广东人“摸着石头过河”“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赶快走，没有灯要摸着走”，硬是“杀出一条血路”。南粤大地涌现了珠海的“梁大胆”（梁广大），顺德的“黎叔”（黎子流）等一批改革的实干家。阳江人去广州途经的珠三角地带，从蔗基果基鱼塘，到前店后厂再到物流园区的转型升级，就是广东改革开放产业快速发展的很好见证。
邓小平还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改革开放之初，当一批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人，站在深圳这片热土对改革开放的一些做法表示怀疑时；当个别沿海城市出现了走私现象，许多人对广东的改革开放进行责难时，是邓小平站出来仗义执言，给予坚决支持。他强调，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总结经验改进，但绝对不能因此而否定改革开放，绝对不能中断改革开放大业。
后来，任仲夷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改革开放是很多人提着脑袋干出来的，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广东的改革开放。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家在争论姓“社”姓“资”的时候，也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评判标准，作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断，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商品意识的确立。今天的广东，GDP每年超10万亿，成为全国的财政重省，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获得显著提高，正是邓小平作为伟人的历史自觉，给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澎湃动力。饮水思源，广东人民对于邓小平有着特别的感情。
邓小平还有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解决了读书人的出路问题。1977年8月，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全国科教座谈会，有与会代表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认可。在讨论“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高考招生十六字方针”时，有同志直言不讳，说“领导批准”这一条不公平，容易导致“走后门”，造成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邓小平当即指示对高考招生制度进行调整。这一年冬天，冰封了10年的高考得以恢复，570万人参加了高考，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时代破冰而来。而笔者也正是参加高考，才有机会“跳农门”，接触更广阔的天地。前几天，有位师姐在校友群上留言：“感谢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让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有机会成为校友！”
可以说，邓小平的高考政策和人才方略，打破了长期以来对国人的禁锢，打通了阶层上下流动的通道，让天下读书人有了奔头，让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邓小平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善于借鉴人类的文明成果。他在西方生活和学习过，对西方社会有更直接的了解。他坚持独立自主，又大胆引进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雄厚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他说，“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他允许人才流动，允许大学生出国深造。他具有超前的全球意识，推动中国近代以来国人真正意义上的“开眼看世界”。他坚信流失的出国人才，到一定的时候自然会回来。他经世致用，坦言自己读的书并不多，没有看过马恩全集，看的是选集，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邓小平抓住一段时间以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推动中国快速融入国际社会分工体系，成为全球化的实实在在受益者。
邓小平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公仆意识。作为公认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说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最渴望中国人民能富起来，精神面貌能好起来。他外出视察坐火车，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看车窗外老百姓的房子建得如何。对于自己的生活，邓小平却很节俭。60年前的一件事，令不少阳江人仍津津乐道。1960年2月3日，邓小平到阳江视察，午餐的时候，特别交代只要馒头和稀饭，配饭的菜也只有简单的阳江豆豉和咸鱼。
邓小平朴实诚恳，平易近人，给人很大的话语权。他更把自己当常人，有自己个人的娱乐生活，工作之余很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与金庸互为铁杆粉丝。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接见了金庸，促使金庸小说在大陆“解禁”。从此，民众可以公开过把“武侠小说瘾”，并逐步接触《霍元甲》《陈真》等港澳台影视片，让精神生活变得丰富起来。邓小平有时也打桥牌，他跟几位好朋友打起桥牌来，绝对是当仁不让的高手。正是这种平民情怀，让民众感觉到了邓小平的可亲可敬。同时，邓小平乐观豁达，举重若轻，让他在“三落三上”的人生中，每一次遭受重大挫折，都不怨天尤人，保持了健康向上的心态。他说，天塌下来都不怕，因为有高个子顶着。天佑中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已届73岁，20年后离开我们时是93岁。在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以其威望和影响力，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大幸。
作为一代伟人，邓小平值得缅怀、值得学习的品格与风范当然还有很多，这篇个人感悟免不了挂一而漏万。正如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所说：“邓小平同志功高至伟却从不居功自傲。”“邓小平同志始终在人民中间，也始终在人民心间。”
2020年春天，和往年是如此不同。在全国人民进行“新冠肺炎”阻击战的日子里，纪念小平同志，重温其教诲，对我们坚定“四个自信”，增强群众观念，坚持务实的工作作风，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打赢这场“战疫”，谱写新时代感人的“春天故事”。
作者：黄仁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