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袁学培，1938年生，英德红茶的创始人、奠基人之一，广东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奠基者。在半个世纪的茶叶生产实践中，对茶树速生丰产、高产优质，老茶园改造、改进红茶加工技术等方面的成绩显著，创造和建立30多项茶叶科研样板，参与的高产茶园项目，创造茶园亩产1410斤的世界高产纪录，为我国茶文化事业宣传推广也做出显著贡献。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0年被评为“新中国60周年茶事功勋人物”。
春节过后，清远乡间田野的茶农们走进茶园，为即将到来的春茶期作着准备。3月，是春茶第一轮，“明前茶”的收获期。年已八旬的老人袁学培仍然忙碌在茶园里，退休近20年，来自茶企的邀约不断，基层干部和茶农上门求教。这位当地人口中的“老茶头”担任着多家茶企的顾问，至今仍然定期爬上茶山查看茶叶长势，走进车间指导茶叶生产。他说，红茶事业没有尽头，脑子里也没有退休的概念。
22岁小伙全国大会推荐英德红茶
“来客不敬茶，不是好人家。”清远种茶制茶的历史，自唐宋以来千年流传，北江流域优良水土和气候资源可谓得天独厚，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的英德红茶，却已在中国茶业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回溯英德红茶的历史，袁学培的作用不可或缺。
1959年，英红茶场打下一定基础，省农业厅决定派遣一批人员到此筹建“广东省英德茶叶试验站”。21岁的袁学培当时刚刚从广东省仲恺农业技术学院毕业，便在那批派遣人员当中，他和同事们一起来到英德，从事建站和科研工作，参与了新茶的研制工作。
1959年，英德茶叶试验站、英德茶场会同广东省茶叶进出口公司技术人员，在英德茶场试制成功首批英德红茶(分级红茶)35吨，出口外销，获得成功。1960年2月，袁学培作为广东省茶叶试验站的代表，赴杭州参加全国茶叶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介绍英德红茶的经验。当时参加会议的多数都是老专家、老教授，年纪轻轻的袁学培引人注目，“很新鲜，有压力，也有动力，觉得自己要做好科学研究。”
在这次会议之前，英德在全国的茶叶板块中默默无闻，袁学培发言介绍了英德红茶1959年第一次出口的情景，很多人找到他一起交流，“大家都说，没想到英德红茶这么好。”《科技日报》等国家级媒体也找他采访。
会议结束，袁学培领到了多个全国茶叶协作研究课题，带回试验项目先后实施，有关项目均取得较大成效。
1960年春茶期间，袁学培参加了由苏联专家提出的，由我国俞康寿教授主持的红茶热处理试验。之后又参加了英德红茶制造工艺技术研究，成为闻名中外的“英德红茶”创始人之一。
面世不久的英德红茶获得了极高的赞誉。1969年，广东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的一则电文称:“从我国驻英国大使馆经济参赞处电文获悉:英国皇室喜爱英德红茶，1963年英国女王在盛大宴会上用英德红茶FOP招待贵宾，受到高度称赞和推崇。”这是英德红茶历史光辉的巅峰。
英红九号的研发则是从60年代开始。早期的英德红茶以云南大叶种为主，类型众多，品质参差不齐，研发团队选择了多个种类进行研发，最终英红九号脱颖而出，产量高、品质好、纯香甘甜。1980年，英红九号通过了省级良种鉴定，“英红九号是集体创造出来的，不是某一个人的。研发过程持续很长时间，从60年代持续到1980年，经过几代科研人的努力，而我们是第一代。”袁学培说。
借派英德茶叶局
2015年9月15日，袁学培和徒弟在茶园生产车间鉴定红茶质量。清远日报记者 吴明 摄
1965年，陶铸视察英德茶场，在听取英德县的汇报，考察当地的气候、土壤和传统的种植习惯后，陶铸提出，把英德建成茶叶出口基地县，全县种茶6400公顷，国有、集体各3200公顷。他强调种茶需开展茶叶科学研究，决定把英德茶叶试验站更名为中南茶叶科学研究所，并成立广东省茶叶技术学校。
英德县于1965年成立茶叶局，局里没有正规的茶叶技术干部，工作人员虽然都是做农业工作，大部分人却都是做蚕桑、甘蔗、水稻工作出身。英德县领导找到茶场，希望借调袁学培到英德茶叶局去，负责技术指导和部分统筹管理工作。
袁学培回忆说，当时自己做的项目开始出成果，他舍不得培育了好几年的科研项目，而且认为在英德茶叶局的工作与做科研的初衷相违。经过多次沟通，为大局考虑，袁学培接受安排，被借派到英德县茶叶局。由于工作成绩优异，袁学培的借派时间从一年变成两年。
两年时间里，袁学培创建了新茶园建设、幼龄茶丰产和大面积扦插苗圃的现代化管理等示范模板。
一转眼到了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到来。“那个时候，省里的领导机关好多都瘫痪了，我在省农业厅的关系，也就回不去了。”袁学培回忆说，英红茶场当时闹起了红卫兵武斗，领导机制瘫痪，正常生产停滞。这时，求才若渴的英德县领导又一次找到他，希望把他正式调到英德，袁学培同意后，英德县多方设法将他的关系调入了英德。
1967年，袁学培正式调入英德县茶叶局，那一年他和妻子在英德结婚，从此这位来自东莞的年轻人在英德扎了根。
为茶叶无暇顾家
“文革”期间，茶叶局一度和农林水多个部门合并，单位其他人要么下放到干校，要么被借到其他岗位，只有他一个人做茶叶工作。
袁学培回忆说，那时候忙着下乡搞样板，基本上没有什么星期天，下乡到各个队里做技术指导，搞技术样板，塑造典型，一步步完善茶叶生产。“那时候虽然累，但是我身体好，大家都叫我‘肥佬’，”袁学培笑着说，“我不肥，只是比较强壮。”从茶场样板，到茶叶机械、茶厂设备采购和茶厂设计，甚至技术会议的筹备、后勤和现场讲解，都要他这个专业人士一肩挑。
大部分时间里，袁学培都是在乡下的茶场里忙技术推广、样板建设，遇上省里、地区的专家前来调研，只能通过公社联系到村里用大喇叭通知，村里派人骑自行车送他赶到黎溪或沙口的火车站，凌晨1点左右搭火车赶回英德，深夜里步行经过浮桥，再坐拉客的人力三轮回家。“回到家也休息不上，收拾一下天就亮了，又要去招待所接待专家。”
“爱人谅解我，我成功都是靠爱人支持。当时电话不好打，只能通过总机转接，转到公社也不一定能够转到村里。”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袁学培有些愧疚，“老婆生病找不到我，全靠单位的人帮忙照顾，我回来后才知道。小孩生病、家里被水淹，我也没时间回来。”
2017年参加清远举办的“重自身修养重社会责任树良好形象”主题实践报告会前，袁学培曾回忆起这段历史，“一个人的一生不是为了追求物质、精神满足，而是这一生是否为了一份事业的成功而奋斗过。”
创造世界茶叶单产最高水平
2015年9月15日，袁学培和徒弟们在茶园查看茶苗生长情况。清远日报记者 吴明 摄
上世纪60年代末，在袁学培的指导下，先后在石灰铺、大湾、石牯塘、英城、大战等公社茶场以及鸡蓬、上洞、长江、光明、石小、前锋等茶队，共培育了49亩亩产干茶超350千克的高产茶园，是当时英德茶园平均亩产的4倍以上。他还指导建立一批亩产干茶超250千克的大面积高产茶园和高产片，成为英德市茶叶总产的支撑单位，成为提高单产的主要支柱。
1962年，袁学培曾与省属国有红星茶场的郭德立和谭志远合作，共同研究在十三队新植的茶园中培育高产茶园试验区。几年后，茶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产量。1971年以后，连续15年亩产超过500千克，最高的1977年平均亩产收获鲜叶3105千克，折算干茶705千克，创造了世界茶叶单产的最高水平。
70年代以后，全国掀起了一场茶树栽培大变革的讨论，袁学培一方面组织科技人员对各个地区新种茶园进行种植密度专项调查，一方面分别选择英城镇、子塘和长江茶队进行不同密度和排列方式、种植的比较试验，总结出的合理密植模式早产早收，高产稳产，成为英德80年代中后期茶业发展高潮的主要模式。
1981年至1984年，他在石牯塘茶场搞技术蹲点时，指导该场鲤鱼茶队进行改造试验。改造当年减产三成，第二年增产，第三年产量翻番，第四年翻两番，并总结出一套改树、改土和改园必须三结合的原则，在全市推广。
袁学培还擅长通过茶叶审评技术，指导茶叶加工，提高品质。80年代初，在全省几次评茶会上，他以快、准的审评获得好评，还得到当时的评茶权威老前辈张博经的认可。
推动社队茶场改种红茶
当时，英德地方国有茶场加工红茶，社队茶场则加工大叶青茶。也就是说，同一地域同一茶树品种甚至同样的茶青级别，只因茶类不同，价格相差悬殊。“每公斤可以多收一百块，要搞好集体经济应该改种红茶。”袁学培回忆说，他曾向县里建议社队茶场改种红茶，但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
“我当时肚子里憋了火，很不服气，1972年10月，我到茶科所借了5个茶筛，到大湾公社试制红茶。”试制过程很顺利，克服了工艺、气候的难关，随后袁学培将五套茶样寄送到茶叶出口总公司、中国农科院杭州研究所等重要单位，很快收到了很高的评价。
机缘巧合，当年11月，到北京洽谈红茶生意的美国代表团首席专家弗莱明到北京采购茶叶，挑中了大湾产出的茶样。“总公司拿着全国的30个样给美国代表团试，都不符合他的口味，刚好我寄的茶样到了，对方很满意，要出高价购买20吨。”袁学培回忆说，对方开出了2500美元一吨的高价，这个价格比当时红茶出口价要高出近千美元。
70年代中后期，在袁学培策划和主持下，全县八个生产规模较大的社队茶场改制红碎茶成功。从此，社队红茶场每年为国家提供近8000担的大叶优质红碎茶出口，八个社队红茶场每年的生产总值比原来增加110多万元人民币，几乎每个茶场的生产总值都翻了一番，增加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在袁学培等几代茶人的努力下，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德红茶创造辉煌，出口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国内外专家评价为“可以与印度、斯里兰卡的红茶媲美的后起之秀”。1977年，英德全县茶叶总产量2554吨，成为全国第一批年产超过2500吨干茶的18个县之一。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英德年产干茶总量达到87500担(4375吨)。
援助玻利维亚创造茶叶生产记录
1987年，袁学培作为中国茶叶专家组成员之一，前往与中国建交不久的玻利维亚从事技术援外工作，主要目的是为提高当地茶叶种植和加工技术，培训茶叶技术骨干。
在此之前，来自台湾的专家也曾到玻利维亚做过指导，但效果不好。“机械设备不错，但是茶叶销不出去，茶叶颜色、味道不好，软绵绵的。”
通过实地考察，袁学培认为，玻利维亚茶叶技术总体水平较低，相当于我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需要有针对性进行指导才能奏效。
专家组向主管部门反映了该国茶叶技术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步骤。袁学培在当地主持五大科技项目样板，大面积茶园科学管理样板、速成高产茶园培育样板、快速无性育苗样板、衰退茶园改造与荒芜茶园恢复样板及改进红茶工艺提高产品质量样板。
被称赞做事认真负责、耐心施教的袁学培，深得玻利维亚同行的配合与敬佩。援助玻利维亚第二年，各项工作达到既定目标，还创造了玻利维亚茶叶单品总产的最高历史水平记录。在他指导下培育的速成高产样板茶园，单位面积产量为当地茶园的9.3倍，且比原台湾农技团培育的茶园高出数倍。
消息传开后，当地轰动，附近居民纷纷赶来参观高产茶园。不少茶农希望效仿种植，请求专家组前往指导。玻利维亚媒体也在报道中对中国专家组的贡献大加赞扬。
红茶加工方面，专家组指导当地以英德红茶制作工艺代替原来的加工技术，红茶质量显著提高，产品供不应求，并在1989年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原来积压多年的60多吨红茶，经过专家组的指导，采用香料拼配重新加工后，销路大增，不到一个月全部售完。
在中国专家持续援建下，玻利维亚“奇马特红茶”在南美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国内畅销的同时出口到墨西哥。
困局求变引入新品种
英德红茶创始人、奠基人之一袁学培。清远日报记者 吴明 摄
20世纪90年代，英德茶区正处在辉煌年代，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来由政府包揽的茶叶出口创汇收购政策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国家茶叶收购部门取消红茶收购计划及一切补贴，红茶销售渠道受阻，而英德作为红茶出口基地首当其冲，红茶存量不断增加。
这一时期，在安徽、福建、湖南的茶叶产区都出现了砍茶树、改种果树的风潮，英德也不例外。很多茶场产出的茶叶销不出去，“有些茶场是家庭承包的，当时不收茶了，茶农开始砍树。”
这一情况持续到90年代末，英德的茶树面积只剩下21000多亩。“很心痛啊，但是阻止不了。”谈及这段历史，袁学培皱起了眉头。在他的印象里，砍树的风气持续了很多时间。
完成援外任务回国正在休假的袁学培，得知红茶销售不景气的信息后焦虑不安，意识到英德茶区的经营前景将会变得更加严峻。他向英德市政府反映情况，并提出建议，一是红茶厂改制绿茶，扩大国内市场；二是抓紧时机引进茶树新品种。
在英德市政府的支持下，从1992年起，袁学培先后从外地引进10余个高香型名优茶品种。此外，他还通过台商引入台湾高山茶品种。经过近10年的气候驯化和定向培育试验，这些品种在英德茶区的新环境下“表现良好”。
1996年春，选用引进的台茶品种试验的乌龙茶在全省名优茶评比中，以其独特的自然花香获得高分98分，被评为优质茶，命名为“英州一号”，从而结束了英德茶区无生产乌龙茶的历史。此后，用英红九号和黄金桂等品种加工的“金豪红茶”、“高级红茶”、“高香绿茶”分别在全国和全省名优茶评比中获得优质茶和国家二等茶等称号，茶品经济效益为大叶种绿茶的2-3倍，甚至4倍。
这段时间里，以英德为主的清远茶业，从主要生产国外消费的红碎茶，调整为生产以国人消费的红条茶为主；从农户散种散制散卖，调整为大小企业成立拥有各自品牌。英德茶业又焕发活力。2002年后，英德茶叶产业的效益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农民要求种茶，当初砍掉的茶树又种回来了。
时至今日，英德红茶早已走出低谷期，在英红九号红茶的带动下，英德红茶迅速回升，形成了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全方位茶类格局，所占市场份额迅速扩大。“英德红茶”品牌获得2015-2017年度中国茶业品牌馆品牌茶叶，并被列入第一批“中欧地理标志保护清单”备选产品。英德现有茶园面积约8万亩，茶叶总产量4500吨，茶叶生产总值达15亿元。2016年，英德红茶品牌价值就已达14.54亿元，茶企近百家，从业人员逾10万人。
袁学培早已于2001年退休。刚退休，就有五六家企业找上门来，要聘请他做顾问。“有干部、茶农找上门，我就帮他们解决问题。有些老茶厂的基层干部找上门来，请教一些问题，我也答复他们。”
“我不觉得自己已经退休”，退休近20年，已是耄耋之年的袁学培仍然担任着多家茶企的顾问，定期到茶企作指导，爬上茶山查看，还为在茶企实习的大学生做指导。“对我来说，红茶事业没有尽头。”
